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中国在2012年人均gdp达到6100美元,这个数据表明中国已经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新一届政府改变了发展思路,放缓以投资驱动、强调gdp和规模最大化的经济增长模式,主动换挡进入调结构稳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常态”,随即而来的是关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经济学家许小年试图从投资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减来论证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另一边经济学家厉以宁隔空喊话“‘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没有关系”。
国人似乎历来不太相信唱衰的论调,但是既然是历史经验得来的规律,我们也不得不正视。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希望明白“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什么?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与已经在“中等收入陷阱”里的国家有何区别? 我们将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1. 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2. 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这便是走入“中等收入陷阱”。2016年我国人均gdp为8000美元,远高于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陷阱”标准,但我们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刚刚摆脱了贫穷,离发达还有很大的距离。因而,中国仍将并长期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而那些在距离成为发达国家一步之遥的地方,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比如南美洲的巴西、智利、阿根廷,东南亚的马来西亚等,均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步入中等收入水平,经过30年的发展,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台湾依靠成功的经济制度成为了发达经济体,步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之列,另外的一些却历经30-40年的经济和社会困顿。
所以,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这些国家之所以没能跨过这个陷阱,从根本上来说是没能解决好经济可持续增长动力的问题,造成整体竞争力下降,贫富差距拉大,最终引起社会矛盾激化以致社会动荡。
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原因各有不同,总结起来主要有工业体系不健全及制造能力薄弱、创新能力不足、消费能力低、分配制度不公等方面的原因,而贫富差距问题则是社会分配体制不合理的连锁反应。
对比中国,工业体系健全,基础制造能力强,但高端制造能力薄弱;创新能力不足但显著强于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华宇国信分析师认为,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带来的产能过剩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中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的主要威胁,因而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房地产价格泡沫阻碍实体经济投资等,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或者继续恶化,威胁将持续存在。
所以本届政府执政伊始,首先是解决岌岌可危的地方性债务问题,进而推进供给侧改革来调整经济结构,并提出了推进城镇化建设、“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这一系列政策的背后都是对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解决,一方面是扫除经济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则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这一系列战略的实现和问题的解决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不仅实现难度大且期限长,作为带动整个国家发展的火车头压力巨大,如果能找到一种驱动发展的社会力量就像在火车的轮子上增加了驱动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投资的模式成为推动城镇化建设、“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实现的重要方式。
2014年ppp模式被首次提出,越来越多的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可以说除了涉及军事和国家安全等领域都可以成为社会资本可以进军的目标。这是国家在顶层设计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建设,一方面有利于发挥社会资本运营、管理、盈利的优势;另一方面是让利于社会资本,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到之前政府垄断的行业。对于社会资本来说,ppp的最大优点就是以国家政策的稳定性来确保参与方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社会利益分配上的一次改革。
在与政府合作的社会资本方中,多数是央企和实力雄厚的大型上市企业,这些企业以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和资源整合能力参与了众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政公共服务建设,对实体经济起到了很好的拉动作用。华宇国信是最近几年伴随着国家提倡并力推ppp模式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专门服务于政府的金融专家企业,以提供投、融、建、管、退一体化综合服务为优势,成为政信金融业翘楚。华宇国信一端连接着政府,一端连着各类金融机构和投资人,在提供顶层设计、金融服务、咨询服务和产业导入过程中,不仅解决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问题为政府财政压力解忧,而且为投资者实现了利益最大化。
广大高净值客户的迫切需求是资产的保值增值,而“中等收入陷阱”则意味着通货膨胀下的投资收益降低,资产不断缩水,并且投资收益没有保障。目前中国政府力推的ppp模式可以很好地解决普通投资者跑不赢m2的尴尬问题,华宇国信通过政信金融服务让广大投资者享受到国家让渡经济发展的红利,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安全绕过“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