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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ppp的国家，在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如何吸引社会资本方面，英国机制设计上的一些做法颇值得我们借鉴。

明确项目边界，严控投资规模

英国的ppp模式主要是pfi，即政府付费的政府采购模式。项目边界清晰，投资规模适中，是英国ppp/pfi吸引社会资本的一项重要的策略安排。

回顾历史，虽然英国是一个十足的市场经济国家，国有经济占比很小，但是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在1990年之前，民营资本的份额还是不高。在推进ppp/pfi的进程中，英国政府意识到，政府和社会资本是两种“理念和口味均不相同的动物”。

具体来说，政府普遍喜欢贪大求全，但又缺乏对项目投资的约束机制，导致工程项目预算屡屡追加，曾有一个地方议会大楼项目就从4000万英镑最终追加到1亿4000万英镑；而民营经济，则是基于契约和信用的经济，契约明确了项目的边界，信用降低了交易成本，因此在ppp/pfi项目中大多不会出现预算大幅增加的情况。

此外，英国政府还发现，ppp/pfi项目的规模也是影响项目成败的关键，宜小不宜大。这是因为，在社会资本眼中，投资规模过大，超出他们的能力，就意味着潜在风险。

综上所述，英国推出并已成功实践的ppp项目中，多数是边界清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类项目，这其中一半左右是学校、医院和图书馆等公共服务项目。而项目平均投资额也适中，按照英国ppp/pfi项目90%的杠杆比例，社会资本自己拿出的资本金大多仅为1000万英镑左右，这样社会资本是有能力承担，也有兴趣承担ppp/pfi项目。

政府只提标准，不提方案

回顾英国ppp/pfi项目的运作理念和操作流程，政府所做的只是提出标准，政府不提方案，否则，方案的风险由政府承担，这完全违背“物有所值”原则。

具体的流程大致可以概括为：首先政府拿出被认为可以按照ppp/pfi模式操作的项目，并提出初步的产出标准，然后向社会公布；有兴趣的社会资本会提出书面实施方案，包括融资、设计和运营方案等；政府拿到这些方案后再组织审议和评定，选出中意的方案，之后才进入下一步程序。

由社会资本提出方案的好处在于无论做好做坏，责任全在社会资本，政府的风险完全转嫁，当然，社会资本提出的方案也是有把握的。另外，除了能够发挥社会资本在项目上的创新作用以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资本自己设计和提出方案，其必然会把自身的利益点放在其中。社会资本最清楚自己的优势何在，最清楚这些优势会为其带来多大的利益，而政府对此并不掌握。

社会资本真正在意的，不一定是政府给出的回报承诺，而是自己掌控项目的权利。设想下，如果ppp项目中，社会资本自己设计、自己掌控的权利被剥夺了，只是成了个出资人、施工者，失去了创新的价值，其对项目当然不会提起兴趣。

放松项目股权转让，解决社会资本后顾之忧

英国并不对项目公司，即spv的股份转让进行限制。这一点与我国当前在ppp项目上，严控投资者股份转让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的逻辑是投资者走了，谁来保证项目后续的运营和服务的质量?但是这在英国人看了，限制股东股权转让是“毫无道理”的事情。他们甚至在项目的施工阶段或者是工程一结束就允许股东股权转让，最多只有一个保质期的锁定期。股东股权转让只有一种情况会受到限制，即在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政府要对新的股东进行审核批准后才可实施。

在英国政府看来，真正实施项目的是施工方和运营方，这是由ppp项目的分包合同来加以保障的。所以，只要项目公司还在，项目当然还能进行下去。此外，社会资本将股权转让，并且能有受让方，说明其对项目有信心。具体社会资本在转让股份上能够有多大的获益，政府无权干涉，这只是转让方、受让方和贷款方与其他股东之间的谈判。

ppp项目周期很长，没有多少社会股东愿意把自己的资金积压几十年，这一点中外投资者都是一样的，所以英国和欧美形成基础设施投资股权次级转让的高流通市场。我国也应借鉴这一点，适当放松国内ppp项目股权转让限制。在发展资本市场的同时，推动ppp项目股权转让市场是有利于激发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的兴趣的，因为这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