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资源准入有所放开,2013年底时,在财政部年底工作会议期间,财政部组织召开了公私合作(ppp)专题会议,在公共基础项目引入民间资本上作出了新的合作方式。2015年5月,发展委向社会公开了第一批ppp推介项目,12月又公布了第二批ppp推介项目,截至2016年10月末,距第一批ppp项目仅一年半的时间,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入库项目就已经达到10685个,总投资额为12.73万亿元。
对于ppp模式,无论对于政府还是企业都是共赢的,一方面政府节约了资金、人力,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完善,同样带动更多的投资与消费,获得城市的繁荣,以税收形式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对于民间投资者,一方面获得稳定收益,另一方面可以获得更为丰富的资源,同时如果拥有企业的,还是达到减税的优惠效应。
我国ppp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制度体系不断健全、项目落地不断加速、国际影响持续扩大、改革理念迈向纵深,在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优化资源配置、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全局性改革中落下关键一子。2017年,中国ppp的发展将呈现哪些新特点?本文特别摘录部分业内专家观点,对2017年ppp进行展望。
ppp改革应坚持“稳中求进”
孟春 李秀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年。ppp改革应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多措并举实现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提质增效的目标。
一要牢固树立“三个意识”。即坚持市场意识、法治意识、契约意识,平等合作、放宽准入、强化披露,推动服务政府、法治政府、信用政府建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二要着力构建“三个清单”。即通过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着力打造公平、公正、公开的ppp大市场,不断优化ppp政策环境,增强各方信心、稳定各方预期。
三要力争实现“三个突破”。ppp模式一般周期较长、规模较大,风险复杂多变,因此要在风险识别与量化、合作期再谈判与再融资等技术层面实现突破;目前仍存在以ppp之名上项目、变相融资的现象,因此要在示范引导、规范管理和绩效考核等监管层面实现突破;加快民营资本发展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因此要通过ppp改革,破解民营资本“市场冰山、融资高山、转型火山”的难题,在畅通民营资本进入渠道、降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加快民营经济转型等政策层面实现突破。
2017年,同时又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年,必须深化农业ppp改革,大力推进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有效提高存量资产配置率,完善社会资本进入、退出渠道,提高ppp项目的资本流动性和交易灵活度,确保实现“十三五”农业发展规划开局良好。
ppp的分水岭即将显现
王守清 清华大学ppp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动笔之时,正值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公布《关于推进传统基础设施领域ppp项目资产证券化相关工作的通知》,相关投资者和金融机构2017年必将积极探索ppp项目的资产证券化(abs)。
笔者预计,从中长期而言,该文件的发布对多元化ppp融资渠道、发展二级金融市场有好处,但就2017年而言,不会有太多项目实现abs。
另外一个与金融机构相关的趋势是,由于宏观经济形势不好,加上政府政策的放宽,ppp的投资主体会呈现多元化,改变过去“工程企业 基金”主导ppp投资的做法,金融机构除了参股和放贷,也会开始探索像西方国家一样去主导ppp投资并承担一些风险,2016年金融机构中标贵阳地铁和杭绍台高铁等重大ppp项目就是一个迹象。
此外,政府、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等各方对ppp将逐步趋于理性,2017年的ppp运作将更规范,咨询(含律师)之间的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虽然咨询费下降,但整体咨询水平逐步提高。笔者预见,一些律师和咨询机构将会开始参与过去不规范或合同不完善ppp项目的争议解决。
总之,2017年将是ppp发展的分水岭。
ppp立法仍要坚守初心不改
曹富国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ppp立法研究项目主持人和首席专家
我国ppp事业的蓬勃发展让ppp立法备受关注。业内期待,2017年将是我国ppp之立法年。
我国将制定什么样的ppp法?我国的ppp立法既要完成促参法的任务,但同时也要实现促参法向ppp法的转型,制定一部符合ppp发展趋势的现代ppp法。
从ppp法的演进史、国际主要立法案例来看,ppp法有一个从促参法到ppp法演进的过程,目前我国正处于这样一个进程中。促参法要解决民间参与公共服务的问题,解决其参与障碍和激励不足的问题。我国台湾地区实行的就是促参法,去年台湾修订其促参法,但未能实现从促参法向现代ppp法的转型。韩国在2005年实现了从促参法向ppp法的转型。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正在进行法律改革,使其促进基础设施私人融资的法律向ppp法转型。
ppp法的目标是为了实现物有所值,是为了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物有所值理论和技术在公共财政法、传统政府采购法和ppp法中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它们都要实现资金的更好价值。ppp中的物有所值不仅需要在项目识别方面,而且更需要在项目采购和项目合同履行及整个供应链上得以实现。
中国的ppp立法有促参法的任务,但中国的ppp立法不能仅停留在促参法的层面。ppp的初心和正当性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公共服务。ppp除了需要在项目识别阶段进行物有所值评价外,同样重要的是将ppp的初心内化在社会资本选择的采购决策中,发现更具有创新性、可持续性、经济效率更好的社会资本,并在合同履行中继续实现物有所值。
ppp将渐入佳境
肖光睿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官员
纵观各国推广ppp的历程,大多经过倡导和能力建设、完善政策制度框架、开发示范项目、促进项目融资和长期监测评估这样的系统路径。ppp改革在中国3年来,虽然步履蹒跚,但也渐入佳境。
展望2017,应进一步完善ppp相关法规政策。不能寄望一部上位法解决所有问题,而是需要多层级多部门相互衔接的,能够真正保障双方权益、争端解决和契约执行的政策制度框架。
展望2017,应实现ppp项目从数量到质量的提升。随着落地项目的增加,需要打造一批发挥社会资本的主动性和专业性,实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提升,而非仅为获取融资或施工利润的项目。
展望2017,应丰富适合中国的ppp项目量化评估的方法和手段。需要基于ppp产业链大数据,更好地进行物有所值评估、投融资决策、ppp项目资产评估、ppp项目评级、ppp项目绩效评价和ppp项目交易定价等量化评估。
展望2017,中国的ppp实践应更多适应、融合甚至影响国际标准。中国资本加上基础设施供给服务出征“一带一路”,ppp一定是主要模式之一。中国企业需要适应ppp的国际标准,同时,中国也应充分利用国内的大量ppp实践,丰富全球经验并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制定。
回首既往,ppp大势已有,但大事未成。展望新年,当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总结:未来,ppp项目可能获得部分大型民间企业的青睐。大型民间企业或有可能为了在主业上减税优惠和获取资源目的而投资ppp项目。之前ppp项目投资周期很长,合同期少则10年,多则几十年,时间太长,民资很少去投资。不过证券化后,投资两年之后就可以证券化退出,将资产抛给普通投资者,这将极大鼓舞民间企业的积极性。
此外,ppp仍将是国家推动基建的重要模式,国家接连出台ppp政策如项目管理实施办法、资产证券化等推动ppp模式发展,财政部要求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示范项目要在2016年底、2017年3月、2017年9月前完成采购,预计明年是项目落地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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